今天再用慈善事业一词来描绘美国的非赢利基金会制度,可能是表面和片面的。确实，一方面是税务上的优惠政策,另一方面是遗产税的压力,使很多富人成立基金会来减轻税务负担。美国的税法规定，年利润和遗产收入等本该交税部分，可以有百分三十捐给私人基金会或百分之五十捐给公立基金会，而捐款人不仅在基金会可以成为董事有参与基金会政策制定的权利，而且是社会地位的象征，更何况是捐给自己创办的基金会，去实现自己的理想？但更重要的是对社会的参与意识,使基金会不断出现。因而可以说基金会的存在不是被动的税务工具,而是对社会关怀和参与的主动进取。面对美国社会严重的医疗、福利、环境污染、犯罪、教育、吸毒、种族问题等政府不能解决的问题,或面对联邦政府、国会或地方政府受利益集团控制下的拨款和政策上的不平等现象,许多社会中坚人士和族群更愿意少交税,而把金钱捐给自己认同的基金会,去投入自己赞同的改造社会的方式。比如,一个热爱伊斯兰艺术的美国人,继承了一笔遗产,是一批世界名画,他马上得付出巨大的一笔遗产税,他不但得变卖这笔画作去交天上掉下来的大笔遗产税,卖掉画还得交税,税交上去正可能是花在武力进攻伊斯兰国家甚至破坏其艺术,于是,这个遗产继承人就会把画捐给伊斯兰艺术基金会,或甚至自己成立一个致力于发展和保护伊斯兰艺术的基金会。以上说的是富人的第二代如何利用财富来表达他的社会意识和生活方式,而基金会的建立更主要的是第一代成功者对社会建设的主动参与,当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后,自然地想要对自己关注热爱的行业有所支持,或对某个有利于自己事业和理想进一步发展的教育和普及知识活动加以支持,或对有利于自己族群文化的发展和保护的团体和机构给予赞助。

美国的非赢利基金会制度非常复杂，其种类之多,无法尽数。基本上可分为公立、私立和企业基金会等,企业基金会的建立一方面是得到税务优惠，同时回报社会也对企业的社会形象有至关重要的帮助，如美国运通信用卡和大通银行成立的基金会，一直是赞助艺术的主力。举艺术类为例,实际上没有机构是我们一般意义上理解的政府公立的。美国政府不直接拨款去建立或管理艺术机构，而是让民间自主,以艺术基金会的方式运作,甚至可以说,除了商业画廊外,大多数的艺术机构都是以基金会的形式存在的。所谓公立基金会，实际上是指有资格向政府申请拨款的基金会，但管理则由董事会委任管理层负责。公立基金会的董事会必须代表社会各方面，有民主建制，才能得到政府和社会的信任，以获取拨款。公立基金会也就是最难申请和批准的,因为它的条件最优惠。不但可以向联邦、州和所在的城市、区政府申请拨款,同时也可以向其他公立基金会、私人基金会,企业、社会大众等募捐,实际上只有它的资金来源不受限制,但必须有一定比例是来自社会大众，以显示它确实是公众拥护的。它的最佳条件就是,捐款人可以把他一年收入的一半捐给公立基金会,全部免税。而如果捐给私立基金会则不能超过他年收入之百分三十。由于公立基金会的有利条件,它同时必须接受社会监控以示民主,就像上市公司一样,向社会公开财务报表。

在众多的基金会中，对艺术影响较大的有老牌的基金会，大多在由老一代富豪创立时是带有很大的个人意识形态色彩和取向的，但最后又跟着时代发展，董事会越来越代表社会不同的层面，管理班子专业化，最后私人色彩较少而越来越民主和开放。老牌基金会至今还在发生巨大作用的有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麦克阿瑟基金会，盖帝基金会和卢斯基金会等。其中如福特基金会，是个在全球有广泛影响的庞大团体，它虽然是汽车大王福特所创，但现在与福特汽车公司已经没有关系，主要是自己的投资钱滚钱，越做越大。洛克菲勒基金会有许多分支，其中对中国艺术较有影响的是ACC（亚洲文化协会），在台北和香港都设有分部，许多华人艺术家受它邀请去美国驻地工作或交流访问，如艺术家蔡国强、策展人栗宪庭等。洛克菲勒家族同时是亚洲协会的创办人，虽然后来亚洲协会已经转换为公立的艺术基金会。麦克阿瑟基金会有个重要项目，是授予全美最优秀的文人和艺术家麦克阿瑟奖，其巨额奖金是“为了艺术家此后可专著于艺术创作”，可想它的奖励额度之高，更重要的是获得它的奖可以说是学术成就的顶峰，中国艺术家徐冰曾获奖。生于中国的“时代周刊”的创办人卢斯创于1936年的卢斯基金会，到今日拥有七亿美金的资金，基金会尤其致力于亚洲研究和亚洲艺术展的项目。位于加州的盖帝基金会干脆就是一个完整的艺术帝国，除了巨大的世界一流美术馆，它还拥有极高规格的学术研究、收藏与修复机构，同时有巨额资金去赞助支持全世界和美国本土的艺术。

在新贵中对艺术尤其重要的当推靠电脑软件发财的诺顿，诺顿基金会和他个人是美国当代艺术的主要支持者，很多展览做不成了，就找他拿钱去，他个人买起当代艺术品也是出手大方。

金融界的翻江倒海者，引起亚洲经济风暴的索罗斯的基金会，尤其关注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艺术发展，基金会有个特别支持纪录片的项目。

艺术家也是赞助艺术的主要力量，大多数艺术大师逝后都留下巨额遗产，除了直接捐给美术馆找个好去处给后代免去税务麻烦，有名有利的安排中成立基金会是最好的选择。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推安迪·沃霍尔基金会，沃霍尔身后留下了大量的艺术作品，除了给家人留一点，大多捐给以他的名义成立的基金会，“为推广艺术而努力”。在经过了一段非常复杂的权利和所有权的转换后，开始阶段基金会主要致力于他的作品的整理、研究、出版和展览，建立了只展出他作品的沃霍尔美术馆，在作品部分划给了现代艺术馆等几大机构后，基金会在九十年代初开始半价把另一部分作品卖给一些重要的美术馆，为了“让沃霍尔作品最大程度地被欣赏。”这个基金会至今为止赞助艺术款额达到两千八百万美金，目前每年捐出四百万给申请者，主要是给艺术展览和研究机构。基金会计划每年继续出售他的作品以增加对艺术界的赞助额。同时，它是促成创造资本基金会的主要功臣，创造资本基金会的资金主要来自沃霍尔基金会，它在1999年成立，是为了面对国会保守议员和国家艺术赞助基金反对实验性的当代艺术，大量削减政府对艺术的赞助的局面而应急成立的，目的是“继续沃霍尔对有创意的、挑战性的、实验性的艺术的渴望。”沃霍尔基金会主要赞助艺术团体和机构，创造资本基金会主要赞助艺术家个人，两驾马车共同推广实验性的当代艺术。

另一个成功的以艺术家遗产为基础成立的基金会是波洛克—克拉斯纳基金会，由抽象表现主义大师波洛克的夫人，同样是优秀画家的克拉斯纳管理。这个基金会很有特色，它只赞助绘画。美国的画家没有它，恐怕有时真的是撑不下去。

以上举例介绍的基金会是美国大型美术馆和一些重要的艺术机构的中坚力量，没有它们的支持，美国的艺术事业不可能有这么大的规模和力量。许多私人基金会成立时不乏为了个人目的，有很多道德和运作上的问题，但随着家族参与的逐渐淡化，代表社会上精英和专业人士的董事会和管理层的壮大，除了它原先创办人的美名还在被传播，基金会实际上更大程度已转换为社会财富，当然，这些基金会和它们所支持的机构的体制化，基本上仍是为主流社会服务的，到底对艺术的民主化是推动了还是帮倒忙了，在美国社会里也是一直争论的话题，也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社区艺术基金会、其他非赢利的公私立艺术基金会破土而出，要争社会资源和话语权，它们一般都更获得艺术家和社会大众的支持和认同，而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它们的理想主义当然也是不断地伴随着挣扎和失败。

作为华人艺术家在美国工作，以纽约为例，能得以与以上介绍的那些权威和精英体制的代表，其中包括所谓代表你的机构如亚洲协会和美术馆，中国文化协会等发生关系的可能性也是有限的，而更草根阶层一些的如亚裔艺术家联盟等资金又很少，艺术赞助体制中的另一部分，政府文化部门如州、市、区的文化协会和艺术局等的资金少得可怜，还得大家争抢。听起来非常有力量又民主化的艺术赞助体制，到底对催生新的有创意的艺术有多大帮助？如果没有被商业画廊这一艺术中唯一没挂非赢利金字招牌的行业所取代，艺术家的最大希望可能就是那些规模不大，经营艰难，有创意和活力的小型艺术基金会。

总结起来，美国的艺术赞助资源来自公立基金会，包括社区艺术基金会，以及私立基金会，政府机构，企业非赢利基金会，还有全部以非赢利基金会形式存在的美术馆和艺术博物馆，如现代艺术馆，惠特尼美术馆等，也是公立非赢利基金会。而使艺术存活的力量，市场还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为画廊业实际上和以上各个层面的艺术基金会都是藕断丝连或息息相关的，甚至说极端一些，有些赢利机构如画廊业，是非赢利机构的延伸。

我们以一个具体案例来分析：纽约具国际水准的新美术馆，是当代艺术的主要展场。它的资金来源包括纽约市政府文化局，纽约州政府艺术局，联邦美术馆和图书馆协会，以上是政府拨款。它还接受大企业基金会如菲利斯摩里斯烟草公司基金会、美国运通基金会、大通银行基金会等的资助。同时它还接受老牌基金会梅隆（银行业）、卡内基（钢铁业）基金会和新贵中的诺顿基金会的资助，而沃霍尔基金会也是它的主要来源。最后，就是社会上富有的个人的捐助和普通人的捐助（门票和购物），新美术馆本身是非赢利基金会，但可以创收，所谓的非赢利，并不是不可以经营或有商业行为，指的是创办人、捐助人、管理人都不可以和该机构有利益关系，以达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免税的文化建设的目的。

我所创办和管理的长征艺术基金会，于2000年在纽约成立,该基金会是公立艺术基金会。基金会的目的是通过跨国界文化交流来推动和促进当代中国艺术的发展。虽然我们关注的重点是当代中国艺术,但是我们相信，多元文化之间的对话和交流对中国和他国的艺术实践是至关重要的。通过国际展览的组织、交流、教育项目以及艺术家的著述和研究成果的出版,我们希望被忽视但是十分重要的艺术形式能够被接受。通过跨越存在于大众和主流美术馆之间,艺术实践和展览空间之间,展览空间和和观众之间的界线,我们努力使中国当代艺术被越来越多的观众所接受。大体上，基金会的项目是通过创造性的策展加以实现，我们把重点放在当代视觉艺术的发展上。我们把这个组织命名为“长征”,这象征着一个永远发展的行程,这不仅仅是人类自我内心诉求的反映,而且是一次我们必需去分担的旅程,以便更好地理解当今世界,当地社会是怎样同日益全球化的社会相互作用的。通过艺术的镜头,我们努力将种族、个性、历史和社会作为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去表现,而不是作为一个固定或停滞的现象去对待。长征艺术基金会还通过与世界上其他类似机构的合作，以及在中国的工作来拓展它的计划。其中，和加拿大温哥华国际亚洲当代艺术中心的合作是个最成功的例子，作为它的赞助单位之一，长征基金会赞助并策划了徐震在亚洲当代艺术中心的个展，还是将开幕的杨诘苍个展的赞助方之一，作为一个新的基金会，它面对着很大挑战，基金会目前的重点工作是继续尚未完成的“长征——一个行走中的视觉展示”。

笔者在这里介绍的美国的艺术赞助和艺术基金会制度，它的经验和弊病并存。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维艰，很大程度上和市场的不成熟和社会支持的缺乏有关，如果政府的税务政策能更有利于企业和私人对艺术的赞助，能使艺术基金会制度在中国也建立和发展起来，如果企业和私人对艺术的赞助能去个人化和家族化而更系统化、专业化、民主化地稳定持续迈进，相信代表社会和民族先进文化的艺术能更蓬勃发展。

外星人关于宇宙联盟及层级的介绍
以下是《Ing.艾文•A•本达的演讲信息》（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这是通过Orthon，Ashtar，Ptaah用爱传播的，在Petale里的极重要委员会。Ashtar是主要宇宙舰队指挥官。Ptaah是来自昴宿星团宇宙舰队指挥官。
1、最高天——唯一的创造者（最高的创造者，神—灵），存在的万物，最初的物质，存在于万物中最初的能量，光，最高的智能。光存在，爱光存在，光拥抱一切。全部的造物是他的工作，所有的生物来自于他并返回到他。唯一的创造者创造借助宇宙法则（事件的次序）创造了万物，100%运转。通过所有的造物他能够认识他自己。他不仅创造了这个物质宇宙，创造了大量的其它空间。我们的空间可是具有类同之处，而且它是移动的，否则所有的事物有所不同。与他连接是可能的，如果一个人发现通向他的方法，从此他就被他引导，这样是美丽与和谐的。
2、 每个世界的创建者——九个光委员会
（1）、极重要委员会——英明委员会
他们在创造者的领导下管理这个宇宙（12维平行宇宙，后问我们将介绍）。这个积云星系直径-5千万光年，极重要委员会是位于宝瓶星座M87星系附近。我们是他的一部分，同样与万物一样，在这个空间里存在。他称呼我们为孩子。极重要委员会由光生命存在（五维生命、道无极）组成，并且它的工作如同一个顾问委员会那样。在1150亿个太阳系里有1500亿颗恒星，其中有500万颗先进的光能行星.200万个行星是会员，所谓的宇宙行星联盟。他们处于极重要委员会的领导之下。全部发展的母性行星已经全部收获整合为行星政府，这就是现在出现的是西尼尔委员会（英明委员会）。在宇宙所有的行星里的5%是有人居住的文明社会，在各种各样的维度里。月亮，行星，太阳，星系太阳，宇宙太阳，灵性太阳——是智能爱的存在，以逐渐的层次为基础建构在渐进水平上，他们不是任何一种死的机械似的身体，与我们的科学维修一样！
（2）、银河议会
我们的星系，与行星地球一起，被称呼为银河，银河的直径是10万光年。一个有关局部星系团体的重要的议会。它主要驻扎在仙女座（处女座）M31星系，一个当地的银河团体由30个星系群组成。所有的一切的行星政府是在一个极重要的特殊的银河委员会的领导下，使用一种语言。它解决与一颗行星联系的问题，和其它的行星一起沟通。我们的银河系和光委员会的最重要成员是长辈Gorloy。另外的银河系成员，也是灵性上的保证人是Orthon 、弥赛亚，佛陀，耶稣——后来他的化身在2000之后、其它的是 Arahat，Athersata，阿特隆。在宇宙所有的行星里的5%是有人居住的文明社会，在各种各样的维度里。月亮，行星，太阳，星系太阳，宇宙太阳，灵性太阳——是智能爱的存在，以逐渐的层次为基础建构在渐进水平上，他们不是任何一种死的机械似的身体，与我们的科学维修一样！
3、宇宙法则
它们有许多，在这里是它们中的一部分：
（1）、最强大的宇宙法则是纯粹爱的法则：如果你给予另一个生命能量，你将会从我们的宇宙中心得到比你付出能量多得多的能量。用这个方法你提高你的灵性。
（2）、进化法则：当一个更高的灵性存在用它的灵性进化帮助一个较低的灵性存在，同样它帮助它自己，因为它提高它的灵性和振动水平。
（3）、深奥法则：同类相吸（灵性品质—能量品质）。

（4）、智能法则（智慧）：意识生命，尊重每个人和每件事的唯一创造者。（对所有灵性存在他是最重要的。）
（5）、因果报应法则：提供一个生命的灵性提高的感觉“生命学校”。提升依靠理解并且讲授有关生命竞争的实质。生命章，一个不存在控制生命的竞争，是在下列的生命中提供解答。一个人是有创造力的存在而且他改变或者建立他的业，要么以正面的要么以负面的方式来造业。
（6）、赋予肉体法则：涉及疏远了唯一创造者的“堕落”灵魂，那些灵魂必须在物质身体和半物质身体里出生，除非他们签定契约反对创造者和他的法则。那些化身（灵体）发生在数百万年前，在一个化身（灵体）进入一个人体之前，一个身体提前至少8百万年化身进入矿物、植物和动物的身体里。在一个人类的身体中，它至多能有 1.100.00个生命。
（7）、自由意志法则：一个有意识的生命是一个自由的生命，有权利作自由的决议，而且没有人能控制它或者限制他或她的自由。（例如此时在地球上，邪恶力量影响了很多，破坏了法则，但地球上的人类让他们自己自愿地受控-通过政治，电影，科学等。）一个较高的文明不被允许干涉较低文明的进化。

德国豪宅, 尤其是坐落在莱茵河畔两岸宫殿, 城堡和宫殿似的欧洲花园洋房, 魅力无限, 一向是世界名人与权贵的所爱. 近年来, 由于欧洲经济不振, 很多毫宅亟待出手, 尤其是在大波恩地区, 首都迁往柏林之后, 留下数量可观的政要豪宅和大使官邸, 环境美妙, 地段优秀, 建筑经典, 端庄华贵, 气质高雅, 极具保值升值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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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豪宅物业管理: 您购得豪宅之后, 如有需要, 我们可为您提供优质物业管理服务. 不管您是常住德国, 还是偶尔至此度假, 我们都会按德国标准保证豪宅的整洁与安全, 使您无后顾之忧.

●　后续过度服务
获得豪宅之后, 您将会经历一个短暂的过度期, 以适应在德国的工作和生活. 在此期间, 我们可以根据您的需要为您提供全面的后续过度服务,从报户口、续签, 办理医疗保险、开设企业帐户及私人帐户、申请电话、到物色会计师和律师,回应公司成立之初各政府管理部门及行业协会的信函与诉求，您都可委托我们帮助办理, 直到您完全“自立„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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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北京的住宅相比，柏林的住宅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环境舒适程度明显优越，而柏林的人口密度高达每平方公里3820人（居民340万，面积890平方公里），是北京的四倍多，并且柏林有一半左右的面积是水面和林地，不能建房，因此实际上每平方公里要住7000多人；二是房价便宜，同类型公寓套间的价格比北京略低，而别墅型豪宅的价格只有北京的一半左右，考虑到柏林的人均收入高出北京几倍，柏林的相对房价更低。
由于房价低，在柏林普通工薪阶层也可以购买别墅型豪宅，一般是通过银行贷款分期付款。
老张是福建人，务农，小学文化，十年前偷渡到德国，几经周折获得居留，随后在柏林找到一份清洁工的工作，每月税后收入一千三百多欧元，医疗保险由雇主支付。省吃俭用，老张一年大约可以积攒一万欧元。由于拥有房产可以提高加入国籍申请的成功率，准备入籍德国的老张去年购买了位于柏林郊区的一所豪宅。这所豪宅建筑面积100平米，三室一厅一厨两卫，另加不计入建筑面积的阁楼、地下室及车库，附带300平米的院子。房子加地，总价10万欧元（折合人民币约100万元），立即交钥匙入住，永久产权。
老张一开始觉得买这房子挺值的，因为这样的房子在万塞湖那样的地段要20多万欧元才能买到，不过跟邻居一攀谈就觉得亏了。原来这个地段距离市中心较远，有十公里左右，坐轻轨二十多分钟，而且不靠近林地、湖泊，每平米地价只有50欧元，400平米的地只要两万欧元。大多数人都是先买了地，再自行采购材料请建筑工人盖房子，虽然辛苦一点，但是只要五万多欧元就可以建造老张这样的房子。也就是说，包括地价在内，老张只要花七万多欧元就可以获得这所豪宅。
老张感叹：开发商整整赚了两万多欧元，百分之二十多的暴利，太黑了！

CCTV.com消息：去医院看病时，很多人最怕的就是排队，挂号得排队、看医生得排队，取药也得排队。不过在北京的一家医院，这种情况马上就将得以改观了，因为这家医院即将启用自动化药房，让病人取药时可以实现“零排队”，咱们提前去探探究竟。

在北京佑安医院新落成的门诊楼里，一走进药房，这支特别的机械手立刻吸引了记者的注意。只见它来去如梭，上下翻飞，不论是西药还是中成药，它都是手到擒来，在很短的时间内便可以完成从取药到将药品传送至窗口的过程。 北京佑安医院药学中心副主任 王咏梅 ：通过机械手从后台进行摆药的话大概需要8-15秒的时间。

如果您嫌8-15秒的时间还不够快的话，别急，还有更快的，在药房的一侧还有快速出药系统，它的取药速度更为惊人。北京佑安医院药学中心副主任 王咏梅： 每张处方调配大概只要3-5秒的时间，进一步的提高了发药速度。

不仅如此，为了配合自动化药房的使用，医院所有的电脑终端都将实现网络信息化管理。医生给患者看完病后，处方信息就会立刻传到收费处。患者交费之后，药品清单又立刻传到药房，实现患者取药“零排队”。北京佑安医院院长 李明：药剂师一确认，它可以在5秒钟之内完成一个病人的自动取药系统，那就意味着病人还没有来到药房，你的药已经取药成功了。

北京机械手臂编后

据说，这个自动化药房还能实现自动补药，做到“自给自足”，真是本领多多啊。

Die Pinakotheken im Kunstareal in München
Staatliche Museen zu Berlin, Staatliche Kunstsammlungen Dresden und Bayerische Staatsgemäldesammlungen München präsentieren gemeinsam im chinesischen Nationalmuseum in Peking

Die Staatlichen Museen zu Berlin, die Staatlichen Kunstsammlungen Dresden und die Bayerischen Staatsgemäldesammlungen München präsentieren gemeinsam die größte Ausstellung zur europäischen Kunst der Aufklärung, die jemals in Asien zu sehen war. Im Herbst 2010 zeigen die drei Museen im National Museum of China in Peking auf einer Gesamtfläche von 2.700 qm mehr als 350 Exponate. Im Mittelpunkt stehen dabei großartige Kunstwerke, in denen die großen Ideen dieser Zeit sichtbar werden, ihr Einfluss auf die Bildenden Künste sowie ihre Wirkungsgeschichte von den künstlerischen Revolutionen des 18. Jahrhunderts bis in die Gegenwart.

“Die Ausstellung eröffnet die Bilderwelt einer Epoche an der Schwelle zur Moderne, deren Ideen für die Kunst bis heute von programmatischer Bedeutung sind. Mit Gemälden, Zeichnungen, Graphiken, Kostümen, Möbel- und Raumkunst, Skulpturen und Büchern soll die Kunst der Aufklärungszeit und ihre Wirkungsgeschichte für das chinesische Publikum in ihrer Vielfalt lebendig werden”, so die Generaldirektoren der Sammlungen Michael Eissenhauer (Berlin), Martin Roth (Dresden) und Klaus Schrenk (München). Gezeigt werden sollen unter anderem Meisterwerke von Watteau, Boucher, Pesne, Piranesi, Chodowiecki, Hogarth und Goya, die die Spannbreite und Themen der Kultur dieser Zeit vom Ancien Régime bis zur Moderne eröffneten.

Das Nationalmuseum am Platz des Himmlischen Friedens in Peking wird derzeit nach den Plänen der Hamburger Architekten von Gerkan, Marg und Partner (gmp) mit einer Gesamtfläche von etwa 200.000 qm umgebaut und erweitert. Mit der Neugestaltung des Bauwerks verbindet sich der Anspruch, das Museum als ein Zentrum der Weltkulturen zu etablieren, in dem auch herausragende Ausstellungsprojekte aus aller Welt zu Gast sein werden. “Die Tatsache, dass die drei deutschen Sammlungen als erste internationale Gäste im Museumsneubau mit einer Ausstellung zur Kunst der Aufklärung gastieren dürfen, ist für die deutschen Partnermuseen nicht nur eine besondere Ehre, sondern zugleich auch eine große Herausforderung”, so die Generaldirektoren. Für die drei Sammlungen sei dies die konsequente Fortführung ihres gemeinsamen China-Engagements, das 2008 mit den Ausstellungen Living Landscapes: A Journey through German Art und Gerhard Richter im National Art Museum of China (NAMOC) gestartet wurde.

Die Arbeit des Kuratorenteams der drei Museen wird von einem wissenschaftlichen Beirat begleitet. Der in chinesischer und englischer Sprache erscheinende Katalog wird den aktuellen Stand der Forschung zur Kunst und Epoche der Aufklärung vorstellen.

Die Ausstellungskooperation wird maßgeblich durch das Auswärtige Amt finanziert. Sie ist Höhepunkt des im Jahr 2005 vereinbarten Programms zum deutsch-chinesischen Kulturaustausch.

Die Ausstellung “Kunst der Aufklärung” im National Museum of China wird 18 Monate lang zu sehen sein.

Nach dem Rechtsstaatsdialog wird nun auch der deutsch-chinesische Kulturaustausch gefördert: in einer Ausstellung von bisher nie dagewesenem Maßstab werden die Staatlichen Museen Berlins, die Staatlichen Kunstsammlungen Dresden und die Bayerischen Staatsgemäldesammlungen München eine Ausstellung wichtiger westlicher Kunstwerke in Peking organisieren.
An sich eine gute Sache, so ein Kulturaustausch. Nur warum so einseitig? Picasso und da Vinci mögen (bei uns) bekannter sein, aber auch die chinesischen Museen hätten einem deutschen Publikum jede Menge Kunstschätze zu bieten. Ausstellungen wie die zum Thema Bayern und China, die kürzlich in München zu sehen war, sind ein guter Anfang, erreichen aber kaum eine breite Masse. Hoffen wir, dass sich das bald ändern wird.
Die Ausstellungskooperation wird den Angaben zufolge maßgeblich durch das Auswärtige Amt finanziert. Sie wird 18 Monate lang im National Museum of China zu sehen sein.

柏林国家博物馆
Staatliche Museen zu Berlin
新闻与公关处负责人：
Mechtild Kronenberg
地址：Stauffenbergstraße 41
D-10785 Berlin
电话：+49-(0)30-266 42 3400
传真：+49-(0)30-266 42 3410
电邮：kommunikation@smb.spk-berlin.de
网址：www.smb.museum

德累斯顿国家艺术收藏馆
Staatliche Kunstsammlungen
Dresden
新闻及公关处副主任
Eileen Mägel
地址：Residenzschloss
Taschenberg 2
01067 Dresden
电话： +49-(0)351-4914 2621
传真：+49-(0)351-4914 2366
电邮：presse@skd.museum
网址：www.skd.museum

慕尼黑巴伐利亚州国家绘画收藏馆
Bayerische
Staatsgemäldesammlungen
München
新闻及公关处负责人：
Tine Nehler
地址：Kunstareal
Barer Straße 29
80799 München
电话：+49-(0)89-2380 5118
传真：+49-(0)89-2380 5125
电邮：presse@pinakothek.de
网址：www.pinakothek.de

弟弟：“没错，妈妈也是这么说.”

姐姐：“我和爸爸生下你，我才是妈！！”

弟弟：“不是罢，那我们叫她妈妈的那个人是谁啊？”

姐姐：“她是爸爸的妈妈！”

弟弟：“她不是爸爸的姐姐吗？”

姐姐：“她是爸爸的姐姐，也是爸爸的妈妈，就像我们俩的关系一样！”

弟弟：“那我们叫妈妈的那个人也是我们的姑姑了？”

姐姐：“对，你真聪明了。”

弟弟：“那我们叫妈妈的那个人也是我们的奶奶了？”

姐姐：“对，你太聪明了。”

弟弟：“那我们叫妈妈的那个人也是我的姥姥了？”

姐姐：“恩，对。”

弟弟：“那我们的爸爸也是我的姥爷了？”

姐姐：“恩，对。”

弟弟：“那姐姐你的姥姥和姥爷呢？”

姐姐：“我的姥姥和姥爷就是爸爸的奶奶和爸爸的爸爸。”

弟弟：“哦，好复杂哦。”

姐姐：“这不复杂，等我的孩子出生以后关系才复杂呢。”

弟弟：“噢？为什么复杂呢？”

姐姐：“因为我不知道我怀的孩子是爸爸的还是你的。”

弟弟：“那就是说你的孩子有可能是我的弟弟或妹妹，也有可能是我的儿了或女儿了？”

姐姐：“恩。”

弟弟：“那着有什么好复杂的呢？”

姐姐：“关键是我的孩子长大了是问你叫爸爸呢？还是叫哥哥呢？还是叫舅舅呢？”

弟弟：“。。。。。。。”